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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核問題是東北亞安全局勢中最具複雜性和最具不確定性的因素，也是當前亞太乃至國際社會高度聚焦的安全熱點。隨著朝核問題的升溫，國際社會上不斷有人在問：大陸為什麼不能在管住北韓上負起更大責任？

根據鳳凰網報導，大陸是自2003年起應美方要求斡旋半島核問題並且主持多邊談判的。作為發展大陸家，大陸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朝核這個涉及地區安全的問題上，大陸的立場是堅決反對核擴散。

自從承擔起斡旋責任以來，中方明確要求北韓停止核研發，也督促其他各方，尤其是美方，關注和解決北韓提出的合理安全關切。然而，美國與北韓之間深刻的互不信任使得多年來談判達成的協定總是得不到落實。中方堅持不懈地履行了自己的責任，努力斡旋，並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參加了對北韓核導活動的制裁。但是，大陸在督促美國和北韓承擔起應盡責任的問題上缺乏強制力。

大陸不掌握解決朝核問題的鑰匙，在說服朝方停止核專案上也缺乏關鍵籌碼；而被北韓視為安全威脅來源的美國，對朝方安全訴求這個解決核問題的關鍵條件不願予以考慮。美朝雙方的意圖南轅北轍，致使北韓核問題陷入困境。朝方伺機推動核導發展進程，2005年以來已經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和難以計數的導彈試射。與此同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制裁也層層加碼，美韓針對北韓的大規模軍事演習不斷升級。半島對抗和對立的氣氛日趨緊張，和平談判遲遲無法重啟，目前的局勢相當危險。

在國際舞台上，民族國家是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行為體，享有國際法賦予的主權權利。強國通常擁有比較大的主動權，同時也必須承受自己言行所引發的結果。小國或弱國會對強國的壓力做出反制性應對，同樣也會付出代價。國際形勢就是在國與國之間對具體問題的處置和應對所引發的波瀾湧動，國家之間出現的緊張關係往往會在這個過程中相互折衝，甚至導致局勢走向與預期不同的方向。

因此，大陸方面認為通過和談解決核問題是一個「帕累托最優選擇」。雖然不能滿足當事各方的最高訴求，但卻能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利益最大化，當然這也需要各方都承擔責任，都做出應有的妥協。目前和談未能取得成效，恰是由於已達成的協定得不到全面執行，並由此導致談判的中止。

無論過去還是將來，為了維護地區和平和穩定，大陸一直致力於推動實現北韓無核化，支持通過對話妥善解決朝核問題。半島南北雙方間只有一線之隔，又都是大陸的近鄰，大陸與北韓的邊界線有1300公里的，如果半島雙方發生武裝衝突，必然危及地區和平，導致大量無辜平民的嚴重傷亡，並且使事態滑向難以掌控的方向。過去幾十年在世界許多地區發生的輕率動武帶來的教訓是深刻的。

本文試圖梳理近年來朝核談判的經緯，包括從三方會談到六方會談再到會談破裂的歷程，所講述的事情有些是筆者親身經歷的。本著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真實面目的態度，筆者希望幫助人們了解：事情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和談成功的機會何以被一再錯過？但願這些回望可以為將來更明智的選擇提供借鑒。

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打開朝核問題的「鏽鎖」，還是要找到那把鑰匙。

《美朝框架協定》與第一次朝核危機

說到大陸在朝核問題中扮演的角色，2003年是一個分水嶺。關於朝核問題的國際多邊解決機制在這一年誕生，大陸作為多邊談判的重要斡旋者，被卷了進來。在此之前，朝核問題一直是由朝美兩家在談。事情要從2003年2月美國國務卿鮑爾訪華說起，當時筆者作為大陸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參加了接待。

鮑爾來大陸有兩個重要的背景：一是2003年1月10日，北韓宣布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二是海灣地區局勢日益緊張，美國對伊拉克軍事行動已箭在弦上，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為避免陷入中東和東亞兩線壓力的困境，派鮑威爾到大陸遊說。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時任大陸國家副主席胡錦濤會見了鮑爾一行。鮑爾提出希望大陸出面斡旋北韓核問題，並表示美方無法再相信北韓，但是願意採取多邊方式尋找解決辦法，建議由大陸邀請美國和北韓派代表來北京「談一談」。

鮑爾訪華是因第二次朝核危機而起，而危機之所以在此時爆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朝框架協定》沒有得到執行，導致雙方關係破裂。時至2003年，美國並未在指定時間用兩座1000兆瓦輕水反應堆替換北韓的石墨核反應堆和其他相關設施，而北韓也沒有完全履行協定。

其背景則是北韓局勢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風起雲湧和相關國家關係的演變。正如《美朝框架協定》這一名字所體現的，美國和北韓是這段歷史的主角。

考察朝核問題的根源，需要追溯到對北韓戰爭的戰後處置。這場戰爭從法律意義上講，至今沒有正式結束。

1953年7月27日，在北韓板門店，北韓方面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大將（右側）與美方代表團首席代表哈裡遜中將（左側）在《北韓停戰協定》及其附件和臨時補充協定上正式簽字。